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黄宝生先生（1942—2023）是杰出的印度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翻译家、教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从事梵学研究60余年，曾获印度总统奖（2012）、印度莲花奖（2015）、第22届师利旃陀罗塞迦罗因陀罗·娑罗私婆底南印教育学会国民杰出成就国际学者奖（2019）、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23）等，在印度文学、诗学、佛学、哲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领域贡献卓著。

　　19世纪以降，印度学席卷西方世界如一场文艺复兴，翻译成就功不可没。印度文学奇巧的构思和直率的表达撞击着西方学者昏昏欲睡的大脑，令他们赞叹不已又禁不住掩面遮羞。“当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6）将梵语浪漫戏剧《凭信物记起沙恭达罗》翻译成英语《沙恭达罗，命中注定的指环：一部印度戏剧》（Sacontala, or the Fatal Ring: An Indian Drama, 1789），他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他不时地阻止温柔的饱受相思煎熬的女主人公出汗。……《爱经》（Kāma Sūtra）在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和翻译，所以他还不知道出汗作为可见的性趣和性兴奋的征兆在印度传统中被理解和欣赏。……总之，他的古板行为和提前发作的维多利亚出版审查干脆利落地突显了常见的译者干预倾向：抹去大量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细节，就像对有怪味的东西消毒。”（S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Introduction: Of Colonies, 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 in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这就像是黄宝生先生在梵学研究专著中深刻指出的印度佛经初入汉地之时的遭遇。在昙无谶对马鸣的《佛所行赞》的汉译中，描写宫中妇女以种种媚态取悦王子的部分被完全删略；描写王子出宫游园途中城中妇女争相观看王子的部分被完全删略；园林中妇女们挑逗和引诱王子的大段描述被代之以五言十二句略述。《神通游戏》第二十一降服摩罗品中魔女们热情洋溢引诱菩萨的10颂也被地婆诃罗的《方广大庄严经》略译成毫无热度的4颂。然而，无论《沙恭达罗》在西行途中或是佛经在东传途中遭遇了何种“消毒”或“审查”，异域文化的强烈碰撞带来的是更热烈的鼓乐齐鸣，或许也会有一些迟来的理解和共情，那位被称为“东方琼斯”的《沙恭达罗》译者也忍不住在“消毒”之余由衷地称赞梵文“具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都更加精致”（Harish Trivedi, “Literatures of the Indian Sub- Continent”）。

　　20世纪初，苏曼殊、许地山等人撰文介绍印度两诗和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等作品。这是在印度佛经中驳斥外道所引用的只言片语之外，印度文学作品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经过几代梵文学者的努力，梵文原典的汉译本已初具规模。《五卷书》《本生经》《故事海》是印度最著名的三部故事集。季羡林先生译出《五卷书》（1959）全本。郭良鋆先生和黄宝生先生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1985年初版，2022年增订版）和《故事海选》（2001，全本即将出版）。季先生译出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优哩婆湿》（1962）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80—1984）。黄先生译出了跋娑的剧本《惊梦记》（1999）并主持翻译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2005）。金克木先生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抒情长诗《云使》（1956）。黄先生译出了迦梨陀娑的长篇叙事诗《罗怙世系》（2017）、抒情短诗集《六季杂咏》（2017）、檀丁富于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十王子传》（2017），以及随后收入“梵语文学译丛”的十余种著作。金先生是中国梵语诗学译介的先驱。他在1965年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选译了《舞论》《诗镜》《文镜》，之后又增译《韵光》《诗光》的重要章节，合成单行本《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1980）。黄先生汇集十部梵语诗学名著（6部全译，4部选译）出版《梵语诗学论著汇编》（2008），又于2019年出版了增订本（8部全译，2部选译）。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对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作了比较全面和细致的探讨。将梵语诗学放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大框架内，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会为文学理论的探讨增加一个新的维度，还会让我们在差异中更容易理解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黄先生的《梵汉诗学比较》（2021）通过对比研究中印古代文论，阐明二者虽然表现形态各异，却内在相通，是比较诗学领域的扛鼎之作。该书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探索印度和中国古代文论同的“诗心”，建构中国新时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体系，从而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引入一个更加生机盎然的境界。

　　在《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出版之前，两位印度学者先后用散文体（1883—1896）和诗体（1895—1905）译出《摩诃婆罗多》通行本的两种英语全译本。然而，西方学者翻译《摩诃婆罗多》之路屡遭坎坷。法国梵文学者福歇（H. Fauche）在翻译出版《摩诃婆罗多》（通行本）全诗十八篇的前八篇（巴黎，1863—1870）后不幸辞世。美国梵文学者布依特南（Van Buitenen）翻译出版了精校本前五篇（芝加哥，1973，1975，1978）后不幸辞世。西方学界遂流传起“《摩诃婆罗多》魔咒”（the Curse of Mahābhārata）的说法。卷帙浩繁的《摩诃婆罗多》令西方学者望而却步，至今也未能出版精校本的英译全本，他们甚至不敢相信中国的梵文学者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他们深知“对于一个梵文学者来说，必须有了充分的学养积累之后，才能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也就是说，一个梵文学者决定翻译《摩诃婆罗多》，就意味着要为它奉献自己一生中的学术成熟期”。从1996年《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到2005年正式出版，虽然先后共6人参与，但是黄先生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翻译工作和全书译文的校订和统稿工作。黄先生全神贯注、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进行翻译”，将生活中的一切置之度外，如同进入“学问禅” （黄宝生《〈摩诃婆罗多〉译后记》）。于是，中国读者幸运地拥有了《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汉译全本。每一位印度或西方学者当得知黄先生将整部《摩诃婆罗多》译成中文，都肃然起敬。这不仅遥遥领先于世界梵学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黄先生以他深厚的学养和执着的勇气，打破了《摩诃婆罗多》的魔咒！印度拥有两诗和数不尽的神话传说。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和神话资源也非常丰富。中国各民族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有些可以在印度找到源头。印度两诗及神话、故事的翻译研究，势必为它们与少数民族史诗、神话、民间故事以及佛经故事的对比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

　　佛经翻译历史悠久。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千余年的译经活动留下数千部汉译佛经。佛经翻译带来了中国思想史的剧烈震荡，佛教也一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是黄先生在梵语佛经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中的巨大贡献。《入楞伽经》传入中国后，不仅成为唯识宗的重要经典，而且催生了禅宗。中国禅宗中的渐修和顿悟说与《入楞伽经》中的渐次和顿时说有直接关联。《入楞伽经》前后四译，现存三种，即求那跋陀罗、菩提留支、实叉难陀的译本，均有缺瑕。《入菩提行论》在印度非常流行，释论有百余种之多，传入地区后备受推崇，译成藏文的释论就有八种。在汉地未能产生影响半岛bandao体育，主要是因为天息灾译本“译文拙劣，错讹甚多”（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严重影响了这部佛经在汉地的流传。黄先生的对勘研究和今译从根本上弥补了古译的缺憾。《维摩诘所说经》称众生土便是佛土，佛法不离世间众生，是一部非常重要也是相当成熟的大乘佛经，前后七译，现存三种，即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的译本。黄先生在对勘过程中详细探讨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风格的异同，指出鸠摩罗什具有文字简化倾向，玄奘更倾向于逐字逐句译出，必要时还略有增饰。《神通游戏》是一部佛陀传记。《佛所行赞》是佛教诗人马鸣撰写的大诗体作品。黄先生对比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神通游戏》）中梵汉诗体转换情况，结合《佛所行赞》梵本输洛迦体诗律特点，探讨了地婆诃罗与昙无谶的汉译风格。《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无量寿优波提舍愿生偈》（也称《往生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根本经典，合称“三经一论”。十方世界有无数净土。在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现存讲述阿弥陀佛净土的佛经梵本有大小两种。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和玄奘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为小本。康僧铠译《无量寿经》等为大本。黄先生对比什译和奘译风格，指出什译文字简约流丽，奘译倾向求全。康僧铠的大本译文使用浅近文言，文体风格趋于简约，文字总体水平优于梵本原文。

　　通过梵语原典读解佛经不仅是中国古代译经活动的延伸，也是现代佛学研究的必然走向。黄先生利用梵语佛经抄本或校勘本，对照汉译佛经，厘清经典文本源流，提供现代汉语译本，有助于把握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态；有助于研究汉译佛典，阐明佛教义理；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校勘写本文献；有助于研究佛教汉语和语言哲学；有助于研究佛经翻译史和翻译理论；更有助于深入理解异域文化，发挥中国学者的自身优势，在比较文化领域有所作为。黄先生带着文学研究者独到的视角和半个世纪印度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刻体验进入佛典，更倾向于把佛教文献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和细读，从而将这些佛教文献的宗教意味稀释为历史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言上的优势也为他读解佛典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这是黄先生研究佛典比教内人士更具优势之处。

　　《奥义书》在印度古代思想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是六派哲学的源头，也是印度上古思想转型的关键著作。印度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印度哲学思想。印度和中国具有不同的文化格局。印度原始宗教中颂神诗与巫术诗相融，宗教神话发达，奥义书时期探讨终极真实、世界本源，体现思辨理性，开印度哲学先河；中国上古时代亦是巫史并称，之后由儒家体现实用理性，道家、玄学和名辩学体现思辨理性，道教和佛教分担宗教信仰。（黄宝生《宗教和理性》）17世纪，《奥义书》被译成波斯文。19世纪初，法国学者迪佩隆（A. Duperron）依据这个波斯文译本，将《奥义书》翻译成拉丁文，题名为Oupnekhat，其中包含50种《奥义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读到这个译本，颇为受益。《奥义书》的西文译本影响了西方现代哲学。黄先生提供的《奥义书》汉译本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历程，也为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的灵感。

　　瑜伽（yoga）修行可上溯至公元前二三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最早形态见于《奥义书》（公元前7、8世纪至公元初）和《摩诃婆罗多》（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钵颠阇利（Pata?觡jali）的《瑜伽经》（Yogasūtra）是对瑜伽修行进行理论总结的最早著作，成书年代约为公元2—5世纪间。瑜伽哲学与数论哲学紧密结合。数论属于印度正统的六派哲学之一，认为世界有原人和原质两种永恒存在。原人不变。原质具有善（又译“喜”，sattva）、忧（rajas）、暗（tamas）三种性质，分别具有明亮性、活动性和停滞性。这三种性质处在运动中，原质失去平衡，发生变化，产生二十四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统称为二十四谛。原人独立于原质之外，称为第二十五谛。（黄宝生《〈瑜伽经〉导言》）瑜伽哲学或数论哲学虽属印度六派哲学，然而瑜伽作为一种古老的身心的方法，为印度各派宗教哲学包括佛教所普遍接受。通过对比研究《瑜伽经》和佛经中的瑜伽修行，可以知道佛教教义与数论哲学中的瑜伽修行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戒、定、慧和有智、无智入定。相异之处也很明显，如佛教讲“法我两空”，而数论有原人和原质两种永恒存在。

　　当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翻译的《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的第一个英译本在1785年出版，时任总督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评论说：“这类作品会比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长寿得多。”（J.L. Brockington, “Warren Hastings and Orientalism”）《薄伽梵歌》是迄今为止被翻译次数最多的印度作品（甚至超过了《爱经》），已有300多种译本。梵文原典在印度本土遭遇着不可避免的没落，以至于一些印度青年是通过英译第一次接触到自己的文化遗产。对于曾被英国殖民、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印度人来说，他们至少还有英语这个途径接触他们自己的伟大文明。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能够畅读英译本的人已不多见，遑论梵文原典，如果没有汉译，也就相当于阻断了他们接触这部印度经典的唯一通路。翻译是译者与作者一场灵魂的碰撞。译笔与文笔，相得益彰。作者遇到优秀的译者，是他的幸运。那些原本不可能触碰到这种智慧的人，更是有了这种幸运。

　　印度古代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国内研究印度哲学的学者往往借助英译。黄先生通过梵文原典提供译文和必要注释，对于深入理解印度哲学原著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与此同时，印度宗教哲学与中国本土宗教哲学的对比研究，亦必将有助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

　　总编辑邮箱： 本网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